作为我国多层次养老体系中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市场已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截至2011年末基金累计余额已达3570亿元，近年来保持在2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其在发展方面还存在诸多方面的不足：资金规模相对较小，企业及参保人员覆盖面较小，税收优惠不足，基金管理机构尚未形成持续的盈利模式等问题，都成为制约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的因素。因而，积极借鉴内地外先进的企业年金制度，将有助于我国正在企业年金发展方面的探索，对于做大做强企业年金，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有重要意义。

香港强积金制度类似内地企业年金制度，经历10多年发展，体系较为成熟，其在对市场主体的监管以及发展模式方面的支持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对内地养老金公司而言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有助于行业探索出持续的盈利模式并完善监管制度。

香港强积金发展概况

强积金是香港政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于2000年12月强制设立的退休金制度。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除部分豁免人士以外，凡年满18岁至未满65岁并长期在香港居住和工作的员工和个体经营人士， 都必须参加强积金计划。企业和员工分别按有关收入 (最高和最低收入水平分别为每月20000港元和6500港元)的5%向强积金计划供款，个体经营人士则按入息的5%向计划供款。截至2011年06月30日，参加强积金计划的企业、员工、个人经营人士分别达到253000家、2325000人、312000人，登记率分别为98%、99%、77%，所有计划的累计净资产值达到了3844.75亿港元，自建立以来，香港强积金的年平均投资回报率为5.1%，超过香港同期年平均通货膨胀率(1.0%)。

根据规定，香港的强积金计划必须采用信托模式，即必须委任独立的信托基金公司托管资产，信托投资公司担任核准受托人，又必须委任投资管理人和计划资产保管人分别负责强积金计划基金的投资管理与保存或控制。强积金计划在类型上可以分为集成信托计划、行业计划、企业主办计划，截至2011年06月30日，上述3个计划的数量分别为38个、2个、1个。集成信托计划是由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为多个参与雇主及成员设计的强积金计划，类似于内地的企业年金集合计划，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参与便利、一站式服务等特点。

在目前香港强积金的管理制度下，服务提供者包括：计划发起人、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及投资管理人等，这与内地企业年金的角色定义大致相同，但是多了一个计划发起人。发起人在强基金的产品设计、其他服务提供者的选择、费用收取、产品销售、客户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在5个角色中起了一个统筹协调的作用，与内地企业年金角色对比，企业年金的受托人=计划发起人+受托人。此外，在香港强积金管理制度下，只有受托人是需要强积金管理局发放牌照的，并规定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不得为同一法人机构，而其他角色可以兼任，因此在香港大部分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为一体的，运营效率非常高，客户服务质量也得到较好的保证。

管理角色对比

香港强积金集成信托计划与内地企业年金计划都采用信托型管理模式，由担任不同角色的金融机构通过捆绑为雇主提供一站式的养老金运营管理服务。两者在计划设立、角色职责、专业分工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计划的发起和设立。香港集成信托计划可以由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起设立，发起人由所属金融行业监管机构监管，无需经香港强积金局核准，发起人和受托人既可以是合一的，也可以是分离的。发起人相当于计划的总承包商，起主导作用，其职能包括了产品设计，营销服务，管理人选择以及售后服务等多个方面。内地企业年金集合计划只能由人社部核准的受托人发起设立，实质上发起人和受托人是合一的。

——受托人职责。强积金集成信托受托人主要职责包括与发起人建立信托契约关系；内地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的受托人与发起人是同一主体，需要各个参保企业签订受托管理合同，在职责方面与集成信托的受托人大体相同。其主要区别在于：企业年金受托人有制定企业年金基金战略资产配置的职责，而该项职责在集成信托计划中主要由投资管理人承担。

——账户管理人职责。两者的账户管理人职责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集成信托账户管理人除了账户管理人职责，还负责基金清算、估算及会计服务，而该项职责在内地企业年金集合计划中主要由托管人承担。

——托管人职责。两者的托管人职责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内地企业年金集合计划托管人还具备基金的清算和估值职责。

——投资管理人职责。两者的投资人都承担基金资产的投资管理职责。主要差异在于：强积金投资管理人负责制定并执行各投资组合的投资策略，而企业年金计划中该项任务由受托人承担，投资管理人负责执行；强积金的投资管理人负责提供投资资讯和查询服务，而企业年金计划中该项任务则由受托人提供。

总体看来，强积金集成信托计划管理角色的职责与企业年金集合计划各个管理角色的职责大体是相同的，但并非一一对应，而正是这些细微的角色差异对决定了两者收费模式和费率结构的差异。

模式对比

香港强积金和内地企业年金均采取基金管理费附加其他费用的收费模式。基金管理费主要包括各管理人分别收取的管理费用，而其他费用主要包括审计费、法律服务费、计划终止的清算费用等。但由于各管理人承担的权力义务略有差别，其收费模式和费率结构亦存在显著差异：

强积金集成信托计划对成分基金的各项管理费采取“打包收费”模式。计划发起人按管理人的运营成本和市场竞争情况对每个成分基金的管理费统一收费，并根据各角色承担的职责分配各个管理人的费率，受托人根据计划发起人确定的费率结构统一收取后分别支付费用。强积金集成信托计划有两种模式，一种设置固定管理费率，另一种设置与投资业绩挂钩的浮动费率，相关法规对投资管理费的收取方式没有明确规定。

强积金允许计划发起人根据市场竞争和客户情况对集成信托计划的收费给予适当的折扣优惠，而企业年金集合计划对所有参保企业必须采取统一费率，不允许计划受托人对不同参保企业采取差别费率。强积金集成信托计划对费率折扣优惠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在产品层面针对不同客户设计不同的产品类型；另一种方式是在标准收费的基础上采取“份额返还”的方式，即在集成信托计划下，针对规模较大的客户采取标准收费后，将优惠的费用折算成雇员的份额予以返还，但不允许以现金和支票的形式支付。

根据香港强积局的统计，各成分基金的平均开支比率为1.82%，而内地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的平均管理费大约在1%左右。因此，在收费水平上，香港强积金集成信托计划的平均收费远高于内地集合计划的收费水平。在强积金各项费用中，发起人费用和账户管理费占比最大，两者费用接近总费用的75%，发起人费用占比较高的原因是发起人前期销售成本及后期服务成本较高，行政管理费较高的原因是账户管理人在计划运营期间承担了大量的运营操作成本和风险。投资管理费大约占全部费用的25%，占比相对较低，主要得益于香港强积金所采取的集合投资模式产生的规模效应和投资成本的降低。而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费中，占比最高为投资管理费，占比达到70%，其次为受托费和托管费，占比为15%和14%。

对中国企业年金收费制度的启示

——提升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力度，积极推进企业年金市场规模的扩大。香港强积金制度规定，个人每月最高计算缴款上限工资为2万港元，按个人及单位各5%的比例缴款，并在税前收入中扣除。这一规定给予了个人充分的税收优惠，使得个人参与强积金的积极性大幅提升，缴费额和覆盖人群不断扩大，有效地缓解了基础养老金的偿付压力。相比而言，内地企业年金制度则规定，企业缴纳部分不超过员工工资总额5%的部分可以免税，而个人缴纳部分则不得免税，在税收方面的约束限制了个人参与企业年金的意愿，同时在企业承担基本养老责任的情况下，税收优惠力度有限，也制约了企业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能力。在内地基本养老金缺口压力增大，补充养老体系尚未完善的背景下，加快发展替代能力强的企业年金市场显得尤其重要，而税收优惠政策将对其发展产生直接推动。

——企业年金集合计划应积极推进“打包收费”模式，并允许受托人根据市场策略采取灵活的定价方式内地企业年金集合计划和香港强积金均采取受托人和发起人设立的集成信托模式，因而企业年金收费模式应与受托人的责权利对应，并体现受托人作为发起人的核心地位和专业价值。而事实上，目前企业年金市场上大量出现受托人地位弱化、空壳化现象，受托人作为计划的核心并不能对计划的其他管理角色进行有效监督，根本原因在于受托人对其发起设立的计划的收费缺乏“定价权”，即“打包收费”，无法从经济利益上对其他的角色实行有效的激励约束。目前，内地集合计划采取标准收费的方式，这种貌似公平的收费的方式实际上限制了集合计划的发展，并增加了企业年金运营成本：大量中等规模企业因不能享受费率优惠而选做单一计划，导致运作成本过高，效率偏低。如果集合计划允许受托人针对不同客户采取灵活定价的方式，将对参与集合计划的各类企业产生“双赢”的效果

——尝试推进年金后端集合产品，规范行业竞争秩序。目前，内地企业年金集合计划采用的是“集合受托”的前端集合计划，通过受托人将年金基金进行集合管理，有效提升了企业年金的运营效率，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年金运营的难题，但在后端投资方面，依旧存在投资管理人“重资质，轻投资，忽略产品创新”等方面的问题。相比之下，香港强积金在“集合投资”的后端集合模式探索上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通过区分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的不同职责，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盲目选择投资管理人的行为，并采用公开信息披露机制引导投资管理人重视投资业绩的提升和创新产品的推出，有效规范了市场的竞争秩序，保障了强积金参与人的长期利益。

（来源：上海国资 / 2012-7-20）